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（萨特写给瑞典媒体记者 1964年10月22日）见字如面

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遭非议的事情：瑞典文学院要将奖项和奖金授予我，而我却拒绝了。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。

我之前在１０月１５日《费加罗文学报》上读到一条消息，说瑞典文学院可能会把奖金颁给我，不过事情还没最终决定。

那时我就想，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文学院，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，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。

我第二天就把信发出去了，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。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来得及的。但后来我知道，一旦瑞典文学院作出了决定，他就不能再反悔了。

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文学院，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，正如我在给瑞典文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。我在那封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，那就是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。

个人方面的理由是这样的：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，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。比如在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之后，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位勋章，我拒绝了，同样，我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，虽然有一些朋友这样子向我建议。

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这一个工作所抱的看法。一个对政治、社会、文学表明他的态度的作家，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，也就是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。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压力，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。我是署名让－保尔·萨特，还是诺贝尔奖得主让－保尔·萨特，这决不是一回事。

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，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：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，这件事只关系到我，而如果是诺贝尔奖得主让－保尔·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，那么他就会把该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联进去。

所以作家都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的所有物，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子令人尊敬的荣誉作为形式。

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，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。我非常尊敬和赞赏其中一些获奖者，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。

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：当前文化战线上面，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。我清楚地知道，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，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、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，没有需要机构的参与。

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矛盾：我的同情心无疑是趋向社会主义，也就是趋向所谓东方集团的，可是我却生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，在资产阶级文化中长大。

这使我能够与一切，愿意使这两种文化冲突互相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。不过，我当然希望“社会主义能成为优者胜”。

所以我不能够接受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，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，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。

我很清楚，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，但它事实上却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文学奖。

就现在的情况而言，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：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。譬如，南美洲一位伟大的诗人聂鲁达，至今没有获得过这项荣誉，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·阿拉贡，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个荣誉的。

唯一一部苏联获奖作品《日瓦戈医生》，只是在国外才能够发行，可在它的祖国却是一本禁书。

瑞典文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，这是一个能够引起狠多解释的词语。在西方，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。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，个人有权力拥有不止一双鞋，而且有权力吃饱饭。

我的意思并不是说，诺贝尔奖是一个“资产阶级式的”奖项，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，必然会作出的资产阶级式的解释。

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。瑞典文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，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，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。

或者接受这笔奖金，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者运动，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谢绝这笔奖金，但是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金。

正是这一点，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，还是对我不得不作出的拒绝，都感到十分为难。

最后，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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