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蛋（村上春树致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礼 2009年）见字如面

我作为小说家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作为一个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。

诸位知道，说谎的人并不都是小说家，小说家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：他能够通过巧妙的说谎、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，将真相引诱出来，移动到虚构的地带，投以另一光照，将以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，为此他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，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。

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，今天恰好是其中一天。实话实说好了。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，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。甚至警告我说如果来了，就将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。

不用说，理由是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。迄今为止，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，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儿童、老人和平民。

我不认可任何战争，我的书在书店被人拒买也不是我所希求的。然而，通过深思熟虑，我坚定了来到这里的决心。原因之一，就在于有那么多人劝我最好别来，这只会让我更加想来。因为大部分小说家都有一种天性：无论刮怎样的逆风，也只能相信自己实际目睹、真实触摸到的东西。

正因如此，我才出现在这里。在来与不来之间，我选择了来；在看与不看之间，我选择了看点什么；在说与不说之间，我选择了向诸位说点什么。

有一句话请允许我说出来，一句个人性质的话。这句话在我写小说的时候，总是在我的脑袋里挥之不去。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上，而是刻在我的脑壁上。是这样一句话：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便会破碎的鸡蛋，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。

是的，无论高墙多么正确，鸡蛋多么错误，我还是会站在鸡蛋一边。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，或者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。

那么，这一隐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请这样设想好了：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，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。我是，你们也是。

我们或多或少都面对着每个人的墙。墙是一个系统，它本来应该是保护我们的，有时候也会杀害我们或者让我们去杀人。

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，活了九十岁。他是个退休教师，也是个兼职的佛教僧侣。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他被征召入伍，参加了对中国的战争。

我小的时候，他每天早上都会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。一次我问他为什么祈祷，他回答说是为了双方的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人，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影，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。

父亲去世了，他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。但是，那漂浮的死亡的气息依然留在我的记忆里。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为数不多的宝贵财富之一。

我写小说的理由，归根结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，将光线投在上面。这正是故事的职责，为此我深信不疑。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、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、让人惧怕、让人欢笑，并以此证明每一个灵魂的不可替代性——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。我们为此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着故事。

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：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人，都是一个一个的蛋。假如我们还拥有着获胜的希望，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每个灵魂的不可代替，并将它的温度聚拢在一起。

想想看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，墙却没有。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。

荣获耶路撒冷奖，我很感谢。感谢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看我书的人。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谢意。毕竟是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。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什么，非常有意义的什么。我很高兴在此向诸位讲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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